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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验丹麦:一个小国里的世界公民

2019-1-29 15:27| 发布者: 中国证券报| 查看: 48| 评论: 0|原作者: 中国证券报

摘要: 拉尔斯先生家中的客厅里,和许多丹麦人家一样开着灯,虽然这是下午,天色尚早。桌子上还点上了蜡烛,晕红的烛光让房间里充满了温馨的气息。我和拉尔斯先生、翻译和一位记者朋友一起围坐在桌旁闲聊着,偶尔望一下窗外 ...

拉尔斯先生家中的客厅里,和许多丹麦人家一样开着灯,虽然这是下午,天色尚早。桌子上还点上了蜡烛,晕红的烛光让房间里充满了温馨的气息。我和拉尔斯先生、翻译和一位记者朋友一起围坐在桌旁闲聊着,偶尔望一下窗外,一栋栋红色屋顶的别墅,彷佛童话世界里一样。

这是安徒生的家乡欧登塞,丹麦的第三大城市。它也是一个典型的北欧城市,人口很少,安静祥和。69岁的拉尔斯(Lars Hobye)先生从小就在这里长大。他曾经在大学做研究、发起过民间组织、在民众学院讲授丹麦历史和文化,还到哥本哈根担任文化部秘书,却很少离开这个美丽的小城。只是在退休以后,这里成为他向世界出发的港湾。

我本来对拉尔斯的人生故事感兴趣,可是和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,拉尔斯也习惯地给我描述起他生活的时代:从丹麦的历史到福利制度,从难民问题到全球化的冲击,从对世界的忧虑到与世界对话。话题广泛,但是渗透着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和世界的认识,还有他的欢乐与忧思。

(拉尔斯先生与本文作者及记者钟庆。)

一。

拉尔斯先生出生于1949年,彼时欧洲正在走出战争的阴影,一个繁荣时代即将到来。作为二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,拉尔斯见证了丹麦摆脱贫困、走向富足的过程,也眼看着从摇篮到坟墓的完备的福利体系搭建起来。丹麦之所以成为令人艳羡的福利国家,正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产物。

政治家希望经济增长一直高速发展下去,但1973年的石油危机沉重打击了丹麦,造成无数公司破产和失业率飞快上升。随着经济增长下降,社会问题暴露出来了。就像我后来在《丹麦史》里读到的那样:“一个全新的、持续增长的人群出现了。他们由长期失业人员、社会保障制度受益人员以及瘾君子(跟西方国家一样)组成。”

丹麦人意识到,经济不可能永远无限制地发展下去,丹麦要寻找新的出路。当时拉尔斯先生作为一个学者,已经在学术界小有名气。可是他越来越发现,参与社会更有吸引力。

我们的对话是通过翻译完成的。拉尔斯先生说丹麦语,而我则讲汉语。在一开始的拘谨之后,我们的思路很快就进入了同一轨道。他不再时刻紧盯着翻译的脸,而是边听边向我微笑。这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的笑容,坦诚而略带羞涩。

“在那个时期很多新鲜事物在发生,因为很多领域需要变革,”拉尔斯先生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。他指的是1980年代。那是一个变革时代。在远东,中国开始改革开放,向西方世界开放大门。在乌拉尔山脉以东,体制僵化的苏联也开始谋求变革。在英美等发达国家,自由主义得到认可。从欧洲到亚洲,变革之风吹满全球。

在丹麦,知识分子们的思考稍有不同。拉尔斯告诉我:“我们觉得,丹麦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,不能再以GDP为发展目标,需要一条新路。”

我问道:“在你们知识分子头脑里,是不是有一条清晰的新路?”

或许是没有听清楚,拉尔斯又问了一遍翻译。然后沉思了一下,诚恳地说,“新的出路就是怎么让国民更幸福,但是我们并不清楚这条路在哪里。”

当时丹麦各界人士自发组成各种团体,社会上也有许多基金会支持人们去研究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。拉尔斯在文化领域组织了一个团队,他们一起推广新的教育模式,也组织了很多研讨会议。

我对于这样的组织大惑不解:“你们为谁服务?解决什么问题?”

“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生活的质量,不是为了解决某个具像问题,”拉尔斯说,“我们做这些项目,是为了防止和杜绝更多社会问题走向更严重。”

对于来自中国的我来说,对这样的回答仍然感到如坠五里雾中。拉尔斯先生耐心地为我解释:当时丹麦的主要问题是让民众生活觉得更有意义,给社会注入更多和谐因素。此前人们认为可以规划社会发展,但到80年代发现这是不可行的。政治家意识到,如果各方面合作,管理社会的成本会更低,社会将更和谐。他们也相信,民间能够推动变革。

对一个“民主国家”来说,这是自然的事。政治家没有、也不可能垄断一切,而是谨守权力边界。当社会出现问题时,他们更愿意让民间去探索解决办法,乐观其成。

拉尔斯说:“丹麦的好多小项目虽然不一定成功,但是它们没有消失,所有小项目带来的体验、感受和思想慢慢聚集起来,对社会发生作用。”

万涓成水,终究汇流成河。正是这些民间的努力,让丹麦社会平稳地适应了经济减速,避免了社会动荡,走进了岁月静好的时代。

二。

拉尔斯先生端来精致的蛋糕,请大家分享。我用叉子轻轻取了一小块,清香甜腻,回味无穷。在和平而宁静的下午,在美妙的烛光下,一块蛋糕,一杯红茶,这不就是美好生活吗?难怪,丹麦是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。

2004年,美国经济社会理论家杰里米-里夫金出版专著《欧洲梦》,描述了一个“北欧梦”:每天能按时下班,回家和孩子们一起吃晚饭;支付子女的教育或医疗费用毫无压力;所在地区很安全,街道上治安良好;住在一所负担得起的房子里,亲人们也住在附近;经常休假;长寿。你不会变得富有,但你也不需要。

其实,丹麦正是“北欧梦”的典型。翻译告诉我,丹麦的社会差别极小,普通民众的生活和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拉尔斯先生差不多,都很安逸而幸福。

在拉尔斯看来,丹麦人的幸福主要来自于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。可是作为一个财经记者,我怀疑这个体系的可持续性。英国《经济学人》杂志刊登的文章《北欧神话的破产》说,沉重的税负损害经济,是“对个体经济和财富积累的持续不断的戕害”,丹麦模式不可能持续下去。

恰好拉尔斯先生也读过这篇文章,他不同意作者的结论。他说,丹麦街头没有被冻死、饿死的流浪汉,政府会帮助无家可归的人,还会为他们提供免费教育,支持他们找到工作。这些得到帮助的人会反过来回馈社会。到目前为止,这种福利体系运转良好。因为在这个体系里,所有劳动者都能够获得保障,所有企业也能够自由调整雇员,以适应时代变化。

“重要的是,这种以人为本的、人性化的制度是值得一直保存下去的。”拉尔斯认真地说:“很多中产宁愿付更高的税收,也要保证福利体系延续下去。”

美国模式和丹麦模式对比非常鲜明。从大锅饭时代走过来的中国人认为,养懒人不行,还是需要充分的竞争,因此认可美国模式,而对大包大揽的丹麦模式很是警惕。甚至有人说,中国不能搞福利制度,那样的话只会养懒人,降低效率。可是为什么丹麦人不担心呢?

拉尔斯的回答是:“比起强调自由竞争的美国人来,丹麦人更注重人和人之间的合作。从19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来,丹麦就逐渐形成了注重合作的文化传统。福利制度确实可能养懒人,可是绝大多数丹麦人认为,福利制度不是社会的负担,而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。”

这种观点启发了我的思考。是的,如果仅仅从效率角度看,担心福利制度养懒人似乎并不多余。可是换一个角度,如果人人都享有良好的福利保障,不是也可以激发人们为社会做贡献的热情,更好地提高效率吗?

拉尔斯介绍说,丹麦的社会福利体系不是授之以鱼的“母亲式管理”,而是授之以漁的“父亲式养育方式”。福利作为一种制度安排,既照顾公民,也包括激励公民更好地为社会服务。

中文翻译恰好是刚刚移民到丹麦的华人,她以亲身经历告诉我们,“我来丹麦签证注册后,政府就安排我去语言学校学习,还让我上一个大学。丹麦政府平时看似不在你旁边,其实它随时关注每一个人,为你赋能,充分挖掘每一个人的社会价值。”

我想到流传在国内的一种说法:包括丹麦在内的北欧福利国家模式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,是北欧社会民主党的功劳。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,除了主张暴力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派,还有主张议会斗争、和平演变的社会民主党。

拉尔斯说,这是一种误解,在丹麦很难找到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。巧合的是,拉尔斯在大学时研究过马克思主义,而且自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思想者,在他看来,丹麦、瑞典“可能是社会主义的一种,更准确应该叫‘社会民主主义’”,“一个好的国家需要自由市场、民主政府、公民社会三者之间的平衡。”

三。

拉尔斯先生陪同翻译到室外的草地上去吸烟,我和记者朋友则参观这个知识分子家的客厅。枣红色的木地板,洁白的墙面,靠墙放着书橱和几把藤椅,墙上挂着几幅风景小油画,格调高雅。客厅的一角有一座古色古香的木质大座钟,一人来高,钟摆不紧不慢地摇摆着。从窗口看去,一块草坪绿色如茵。丹麦确实是块福地,它最南端的纬度高于中国东北的漠河,但是却冬季温和,12月份仍然满眼绿色。

拉尔斯先生和翻译走回来,我们的话题又回到了历史的轨道。我们谈到了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,那是1980年代的终点,也是一个新时代的起点。那一年,拉尔斯骑着摩托,带着11岁的儿子,到德国去看柏林墙,带回来一块墙砖作为纪念。

柏林墙倒了之后,柏林变成整个欧洲的首都,很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移居柏林。拉尔斯也在柏林购买了一个房子,每年去居住一段时间。作为邻居,丹麦和德国历史渊源深远,用拉尔斯先生的话说,“农业是从德国传到丹麦的,基督教也是从德国传到丹麦的。如果说没有德国,丹麦将是一个文化贫穷的国家。对今天的丹麦来说,德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。”

其实,历史上丹麦和德国恩怨不断。尤其是19世纪,两国先后暴发过两场战争,结局是丹麦境内的两个公国和北石勒苏益格并入俾斯麦的新德国。这是丹麦民族的一场创伤,不过也奠定了作为单一民族的现代丹麦的基础。另外的一个意外收获是,丹麦人认识到,丹麦要参加级别超过自己体重的拳击比赛时,事情总会办砸。因此二战爆发后,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后,丹麦就放弃了抵抗。它别无选择。

回望19世纪,欧洲多灾多难,灾难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上半叶才告结束。此后的欧洲接受历史教训,开始向一体化发展。丹麦与德国的历史恩怨逐渐消弭,和平的阳光已经照耀了这片土地七十多年了。

由德国,我们自然而然地谈到了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。在那个时代,丹麦人并不认可安徒生,他的童话最先翻译成德语,深受德国人喜爱。丹麦与德国发生战争,安徒生有感而发,写下了一首歌曲《我出生在丹麦》。那个时期很多丹麦歌曲里都有敌人,但这首歌充满了宁静与和平,表达了安徒生希望丹麦和世界友好相处的美好愿望。

现在这首歌几乎成为丹麦国歌,人人耳熟能详。拉尔斯说,他也非常喜欢《我出生在丹麦》。在民众学院讲授丹麦文化时,他总是以这首歌曲来结束。他说:“现在是全球化时代。我应该像安徒生一样,立足在祖国的土地上,放眼全球。”

全球化引起贫富差距增大,丹麦因为全覆盖的福利体系,问题并没有那么明显。拉尔斯说:“相对其他国家来讲,丹麦在有某些方面已经很理想了,但不是一个什么理想都达到的乐园。比如说,说我们有难民问题。”

拉尔斯清楚地记得,2015年难民们走在丹麦高速公路上的情景。虽然大部分难民只是想路过丹麦,目的地是更开放的瑞典,但是黑压压的人群已经把丹麦人吓坏了。如果把边界完全放开,丹麦的福利体系难以维系,于是最极端的民族保守主义者提出关闭边界。

看到这种事情发生,拉尔斯感到悲伤。他同情难民,反对关闭边界。和拉尔斯一样,虽然有很多抱怨声,但是当决定是否将难民拒之于国门之外时,大多数丹麦人坚决反对。在二战的时候,只有丹麦保护着犹太人到瑞典去,他们的理由是“犹太人就是我们的邻居。”而现在,丹麦人也说:“难民已经变成了我们的邻居,我们不能这样抛弃他们,把他们扔回到战争中去。”

“民吾同胞,物吾与也”,博爱不正是社会融合的最好方法吗?这个世界缺乏的不正是宽容和温情吗?

四。

2004年拉尔斯和太太曾到中国,他们问了很多中国人对民主的看法,他们都觉得福利比民主更重要。“是这样子的吗?”拉尔斯问我。

我说,因为中国穷人多,生存意识更强烈。许多民众认为,应该先解决肚子问题,再去解决民主问题。

我说,在中国有一个问题,当人们接受一个外来的观念时,会担心“全盘西化”。丹麦是否也存在类似问题:当你接受外来观念的时候,就不再是丹麦人了?

对此拉尔斯的作答是:价值观是不容易被全盘颠覆的。对自己本身的价值观和文化有足够信心的时候,一个人的心态应该是开放的,很乐意接受外来的东西。我们丹麦才500多万人,历史如此之短,尚且不担心。你们中国有13亿人,有那么令人骄傲的传统和文化,没有任何理由担心和害怕。

对拉尔斯来说,“民主”是坚定不移的价值观。问题是,2008年全球危机以来,民主受到质疑,民粹主义、民族主义在一些国家冒头,在某些心怀不轨的政治家的操纵下甚至泛滥。

拉尔斯同意我的看法,不过他说:“丹麦的政治文化是,不能把民粹主义隔离出去,反而在国会里包容部分民粹主义的存在。”我感到不可思议:“如此包容,是否会让民粹主义越来越大,在政治上形成极右翼势力,就像现在的匈牙利、波兰这样?”

拉尔斯说:“我不希望发生,但是确实存在这种风险。从另外一个角度看,福利社会是一个避风湾,因为福利制度下没有极度贫困群体。”

我忽然明白了,那些被抛弃的边缘群体,才是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,而丹麦缺乏这样的群体,所以议会里包容民粹主义者也并非不可想象。

在波澜不惊的丹麦之外,世界似乎越来越进入动荡时期。我和拉尔斯历数世界政坛上出现的强权人物:俄罗斯的普京、土耳其的埃尔多安、菲律宾的杜特尔特、匈牙利的欧尔班等等,当然还有那位难以界定的特朗普。这是一个长期趋势,还是一个短期逆流?

拉尔斯对此充满担忧,他希望是短期现象,但是也感到有长期的可能性,“民粹主义解决不了问题,坏答案会越来越突显出来,只是需要时间去证明。”

我担心的是,“完全的负面还没有暴露之前,世界就被推到灾难里去。”

“所以,互相了解太重要了。”拉尔斯说:“退休以后,我决定做一个项目,就是在全世界旅行,每年在一个国家待两个月,采访不同的人。我想用这种方法去学习,去推动文化对话。”他和夫人一起做了一个网站“连接地球”,把采访各国不同人士的资料放在上面,供读者免费浏览。

敬意在我心中油然而生。拉尔斯先生不但是一个丹麦公民,也是一个世界公民。假如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像拉尔斯先生这样,超越国家的界限,以世界公民为己任,那么这个世界一定会永享和平和繁荣。

大座钟的指针逐渐逼近六点钟,窗外暮色已浓,我们的聊天不得不终止。热情的拉尔斯意犹未尽,又引导我们参观他的书房。这是一栋独立的二层别墅,沿楼梯向上,墙面上都是他们夫妇在世界各国的照片。他的书房里堆满了书籍,还有各地收集的艺术品,别有特色。

我们告辞而出,走进欧登塞的夜色里。偶然回头,拉尔斯家的灯光流泄而出,温馨如诗。拉尔斯先生犹自站在窗口,向我们挥手致意。(感谢郭斌女士、钟庆女士对本采访提供的帮助)

作者:马国川

本文作者系新浪国际旗下“地球日报”自媒体联盟成员,授权稿件,转载需获原作者许可。文章言论不代表新浪观点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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