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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的乡村电影放映员在过着怎样的生活?

2020-05-14| 发布者: 旅游编辑| 查看: 562

最后的乡村电影放映员四月的夜晚,江西省峡江县湖州村的一间祠堂,幕布支起,灯光射出,电影开场了。三五孩童早早地从家里搬来小板凳在前面占座,刚放学的少年咬着棒棒糖在后面勾肩搭背。大人们有的说着闲话,有的倚 ...

最后的乡村电影放映员

四月的夜晚,江西省峡江县湖州村的一间祠堂,幕布支起,灯光射出,电影开场了。三五孩童早早地从家里搬来小板凳在前面占座,刚放学的少年咬着棒棒糖在后面勾肩搭背。大人们有的说着闲话,有的倚着柱子嗑着瓜子,熟人来了,互相点上一颗烟。放映员谢萍果守在投影仪前,看到不时误入到机器前的村民,赶紧示意他们离开。

银幕上正在放映的是刚下线不久的贺岁片《飞驰人生》。坐在村民中,59岁的谢萍果静静地看着银幕上的主角经历了人生的高光与暗淡,鸭舌帽下松弛的皮肤上看不出多少情绪的变化。他告诉记者,他一年要放300场电影,只要不下雨,就去农村放。这是他四十多年职业生涯成千上万次放映中的一场。

电影散场后,谢萍果收拾起自己的放映设备,回到自己的家中——一个废弃的电影院里。

黄金时代

1978年,18岁的谢萍果被招进水边镇人民公社,成为了一名电影放映员。从那时起,他就住在水边公社电影院。电影院紧挨着水边中学,上学的时候,谢萍果就经常溜到这里看电影。那时候,从县里下来的电影,会先在这里卖票放映,票价2毛钱一张。下映之后,才会让放映员拿到下面的村子轮流放。

他刚开始工作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电影在枯燥的农村生活中是难得的消遣。谢萍果还记得第一次跟着师傅下乡放电影,放的是《51号兵站》,一部反特电影,现场来了两千多人,空地上站不下了,大家开始爬到墙上、树杈上去看。那是农村电影的黄金岁月。

刚上班时,谢萍果特意找木匠给自己打了一个樟木箱子,小心地把放映机放在里面。刚开始是装电影公司发的8.75毫米的放映机,后来装自己买的16毫米、35毫米的放映机。

那时候要成为电影放映员并非易事,要根正苗红,还要多才多艺。谢萍果高中毕业,又写得一手好毛笔字,会出电影海报,才得以入选。妻子邹水英说,当年电影放映员是一个“相当光彩”的职业。

邹水英人长得也漂亮,最初二人经熟人介绍相亲的时候,邹水英并没有看上谢萍果。后来正是觉得电影放映员的工作还不错,才应下这门婚事。她回忆,那时候,电影放映员走到哪里都是人山人海。听到哪里放电影,学生放学后不吃饭早早地等着;有人走十几里地,就为了看一场电影;往往这个村放完了,电影放映员还要赶紧把拷贝送到另外一个村,一个拷贝,一个晚上要辗转好几个村庄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很多农村还没有电,放映员下乡放电影还要自己抬着发电机,加上音响、电缆线、幕布、拷贝等各种器材,一个人平均要抬九十多斤的重物,翻山越岭到各个村里,给乡亲们放电影。

交通工具记录了谢萍果几十年的光阴流逝。从最初靠两条腿,到自行车、摩托车,再到现在的三轮车。放着放着,头发白了,公社的电影放映员,从四个变成了就剩他一个,连最初带他的师傅也改行了。

而银幕前的观众也越来越少。上世纪90年代,随着电视机的普及,看电影的人越来越少,农村的电影市场逐渐萧条,从一场上千人减少到几百人,直到稀稀拉拉的几个人。

住在电影院里的人

黑白画面里,一个农民赶着一头水牛在耕田,画外音在讲述养殖良种水牛的诸多好处。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一部科教片。农村电影要兼具娱乐和教育的双重功能,放片要遵循“一长一短”原则,在电影正片放映之前,往往还要放一条新闻简报或者科教短片。谢萍果说,很多人因为看这个,学习新技术,因此发了家。

35mm的老式放映机一圈圈地转着,坐在水边电影院二楼放映室里的谢萍果盯着放映机,不时地透过旁边木墙的小格子往楼下张望。之前,谢萍果经常从格子里观察观众的反映。如果观众不愿意离开,就说明这个电影还不错,如果观众看了一会儿开始接连离场,就说明这个电影不受欢迎,以后要少安排排片。《泰坦尼克号》就曾在这里遭遇滑铁卢,“老表(方言,指老乡)们喜欢枪战的、武打的,外国片不要”,谢萍果说“看不懂,他们不喜欢”。

不过,这个建于1969年的电影院已经十几年没有放过电影了,差不多成为了危房,四處墙皮剥落,黄土裸露。这次放映是优酷公司组织的活动,破败的木头凳上全是灰,应邀前来的记者都没有坐,也没有其他观众。

为了这次放映,谢萍果花了两天时间修理机器。“这是上海八一电影机械厂制造的35毫米的放映机,我托人才买到的……”

这里是谢萍果的秘密基地。他把自己所有的宝贝都搬到了这里,包括自己的老婆、孩子以及他的电影王国。二楼的一间房子里藏着七台老式放映机、倒片机和音响等各种电影设备,四处墙上挂着胶片。

尽管在老伴邹水英看来,谢萍果存的都是些“乱七八糟的东西”,但于谢萍果而言,却是命根子。曾有人出几千甚至上万元买他的一台放映机,他都断然回绝。“我不会卖的,出多少钱我都不会卖的。”而钱对于这个家庭来说,一直是急缺的。

1992年,地质大队有一台35毫米的放映机闲置,谢萍果觉得可惜,想花两千多块钱买回来。邹水英听着这话,看着家里三张张得像燕雀一样的小嘴,皱起了眉。“孩子衣服都穿不起了,还要买机子。”

谢萍果提一次,她吵一次,提一次,她吵一次,但最终还是拗不过他,松了口。她卖了一头三百多斤的猪,又跑到娘家,向哥哥借了钱,帮谢萍果把放映机请回了家。

在邹水英看来,丈夫谢萍果脸皮薄,但对放电影确实“相当感兴趣”。所有有助于他完善这件事的举措,他都愿意尝试。谢萍果出门放电影是几乎不借老乡东西的,梯子、抹布、遮阳伞,连洗手的水,他都用罐子装着自带,接上谁家的电,还会自掏腰包,贴上2块钱的电费。为了吸引观众,他会随身携带一个音乐播放器,到了地方,先放音乐,引起大家的注意。农村的露天电影没有座椅,他甚至用三轮车从家里拉了几个长板凳让别人坐。

邹水英记得有一次,家里的孩子都睡着了,她左等右等不见谢萍果回家,急得心焦,最后把他等回来才知道,原来他被一个渔村的村民拦住了,他照常规放了“一长一短”后,村民不愿意走,还要继续看,他又接着给放了一个长片,等回到家已经深夜一点多了。

“作为放电影的人就是要觀众多,观众多,就放的心情比较好”,谢萍果喜欢被观众包围的感觉。现在他还常常跑去敬老院给孤寡老人放电影。

飞驰的时代

邹水英本来也是在电影院工作,没结婚之前,她在隔壁的马埠乡电影院当售票员,平时也帮着电影院拿电影拷贝。

最初上班时,谢萍果一个月有18块钱的定额工资,后来一点点涨,直到2005年上半年,才变成放一场电影60块钱;但就是这样,一年放300场,也只能赚18000块钱,根本养不了一家五口人。为了糊口,邹水英只好去承包土地。

邹水英头发剪得短短的,敢说敢讲,干起活来也是一把好手。她高中毕业,但采访中,她记不清自己具体多大了,哪年结婚,对着纸提笔,却怎么也写不出娘家马埠乡的“埠”字。“就只知道干活了。”她形容自己。

之前一起放电影的三个同事,一个去教书了,一个去开车了,一个去做生意了。有人问谢萍果工资“多少钱一个月”,他怕说出来让人笑话,故意云淡风轻地说,“不知道,反正是拿工资”。

邹水英累的时候,也发牢骚,抱怨谢萍果“改革开放了,人家都去外面赚钱去了,你就是不去赚,就这样一点工资”。谢萍果也不反驳,“愿意听就听会儿,不愿意听就走掉”。

谢萍果也曾考虑过转行。上世纪90年代,有人劝他去做生意,还曾有一家城里的院线挖他去做放映员,还有找他做电工的,但他都只是想了想。“我要是不干了,他们真的很难再找这样一个人去放电影。”虽然只是一个电影放映员,谢萍果却常常担忧,“我要是不干了,农村的观众怎么办?”

时代的大潮掀翻了很多人,有的人就势顺流而下,而谢萍果却想伸出双臂和这潮水干上一干。“国家在一步步发展,不可能没有电影。”谢萍果不相信在农村,电影会被淘汰,他认为改善乡村电影的声控效果,观众还是会回来的。

“观众喜欢的电影就是我最喜欢的电影”

谢萍果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磨得有些发亮的小红本,上面写着“江西省电影放映证”,背后印着“为人民服务”。问他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,他总是回答,“观众喜欢的电影就是我最喜欢的电影”。

谢萍果把所有的热情都给了乡村电影,但村民对他的态度却慢慢微妙了起来。以前,他到哪个村去放电影,刚到村头,就有老乡吆喝:“谢师傅来喽,有电影看了……”而现在,再在电影院碰到他,大家常问的一个问题是:你还在这里放电影啊?有些是佩服的口吻,也有不那么善意的,“他们就觉得你这个人没有用,还是在这里放电影,还住在这个古老的地方,没有本事。人家有本事都是到外面赚钱去了。”邹水英一边哄着小孙女,一边说,“讲起来还是很羞耻的,人家都是笑话我们。”

有时,邹水英也打趣他,“今天有几位观众啊?”“多多少少有两个。”谢萍果为自己打圆场。放电影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习惯,家人也习惯了他的固执。

明年,谢萍果60岁,就退休了。放了四十多年的电影,他依然是个“临时工”。他的工资由峡江县电影公司发,放一场才有一场的钱,没有退休金。“我们(电影放映员)是编外人员嘛,临时的,临时的”,一提到编制,谢萍果就有点着急。2010年,媒体曾报道陕西一些老放映员到相关部门要求解决养老待遇问题。谢萍果说他身边也有同行去找,但没有什么声响,“找了十多年喽,没有什么效果”,他失落地说。

退休后,谢萍果想办个电影博物馆,但却不知道去哪筹集资金。现在他和妻子在家里摆了一个小摊,卖一些小零食,“一天最起码可以捡几块钱”,邹水英说。可因为水边中学是封闭式管理的,学生出不来,生意也不太好。

“在某个清晨,回望我一生,活得虽认真,却微小如尘……早告别青春,活成了别人,经历的时代,已如此陌生……我的一半人生,冷暖就让我自己过问,有热爱有恨,有未知的前程……”《飞驰人生》的片尾曲响起,电影散场,村民一个个离开。谢萍果把器材一件件搬到三轮车上,收拾妥当后,从车里拿出一壶水,冲了个手。接着,他跨上车,油门一加,车蹿出去老远,驶入茫茫的夜色之中。

作者:   王霜霜  

来源:《今日文摘》        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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