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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固始县,这个为北京废品回收贡献20万劳动力的乡村是什么样?

2020-05-14| 发布者: 旅游编辑| 查看: 346

原创:陈立雯河南省固始县对于很多人来说,可能只是拥有180万人口,全国排在前五的人口大县。但对于了解北京废品回收的人来讲,都知道固始县对北京废品回收的贡献有多大。到2014年左右,北京废品回收达到高峰期时, ...

原创: 陈立雯

河南省固始县对于很多人来说,可能只是拥有180万人口,全国排在前五的人口大县。但对于了解北京废品回收的人来讲,都知道固始县对北京废品回收的贡献有多大。到2014年左右,北京废品回收达到高峰期时,近30万人从事废品回收的人中,90%以上来自固始县的多个乡镇。在北京跟随他们的脚步近9年,聊起到北京收废品的起因,他们都说家乡太穷,根本无法生活。于是,我对固始县的乡村一直心存好奇,地处中原,为北京供养了20多万废品回收劳动力,他们的家乡究竟是什么模样?背井离乡后,他们和家乡的纽带在哪里?随着北京对废品回收行业的打压,生存空间的压缩,他们会回到家乡吗?

20多万人如何进京走上拾荒路?

3月初的固始乡村,麦田已经绿油油,河水清澈。随着3月上旬一场春雨的到来,很多野菜开始长出来。有田、有水,没有过高的房子,这可能是很多人梦想的生活之地。如此幽静适宜居住的地方,为何1980年代开始,大家会纷纷离乡到北京从事废品回收?

河南固始县,这个为北京废品回收贡献20万劳动力的乡村是什么样?

何寨村两位种地老人家,一位60多岁,一位70多岁。

我们走到了固始县洪埠乡何寨村,因为这个村子是我们认识了10多年的老朋友,徐福声大哥的老家。他在北京从事废品回收近30年,是我们跟随废品回收变化的第一人。看到田地里在做农活的人,还是从村里遇见的人来看,都是大家描述中的很多乡村现状,老人和孩子,而且多是60岁以上的老人。在村里,我们巧遇了徐大哥的岳父刘叔叔。和他交谈一个上午后,我们得知他是整个大家庭到北京的第一人。谈起当年的离乡,刘叔叔道出了原委。

固始县一直是人口大县,又是农业大县,何寨村人均3分地,周边村庄都差不多这样。1978年包产到户后,除了可以满足基本的口粮,农业种植根本无法养家糊口。于是,大家都开始了外出打工的道路。村里有人最初到北京的工地上干活,后来开始捡废品。看着出去的人可以在北京生存下来,其他人纷纷跟随。刘叔叔就是在1980代中期,跟着村里人出去的第一批。过了没有多久,老婆和两个儿子也被带到北京收废品。1980年代末,最大的女儿成家后,女婿徐福声和女儿一家也到北京跟随收废品。徐福声大哥后来又把他的弟弟和妹妹带进废品回收行业。过去近30年来,两个大家庭后代的6个小家庭,都和废品回收结缘,依赖废品回收为生。整个何寨村,有80%左右的人都以在北京回收废品为生。

在北京从事废品回收10多年,到2000年初,刘叔叔和老伴因为要照顾孙子、孙女上学,回到了老家。在北京的10余年里,刘叔叔在很多耳熟能详的废品回收市场都收过,四环内的卧虎桥市场,洼里、后八家、陈营村等等。他们回到村里后,除了照看孩子读书,大多数时间也在寻找可能的工作机会,或者种地。刘叔叔和老伴2000初回到村里后,曾经跑过10来年的保险,有了电动三轮车后,还拉过一段时间的散客。到了快70岁的年纪,他和阿姨在家种地。两个人种的6亩多地,是好几家人的田地。在何寨村,60岁以上的人,除了照看孩子们上学,也肩负起农业种植的担子,没有让村里的田地撂荒。素有平原江南的固始县乡村,因为有充足的降雨量,也是极佳的农业种植基地。

刘叔叔大家庭是在北京从事废品回收家庭的典型写照,作为第一代跟着乡亲去北京,他的下一代都被带到了废品回收行业为生。因为孩子不能在北京读书,又回乡照看孙子、孙女读书。即使孩子们都读书到毕业,他们也到了无法再外出的年纪,于是在家从事农业种植。而他的下一代,像徐福声大哥已经近50岁,随着近几年北京废品回收市场的拆迁,在北京从事废品回收的空间被挤压的越来越小。但他们还在不想“退休”的年纪,在北京等待着继续从事废品回收的机会。

北京疏解人口中,大家都去了哪里?

在北京和固始,我们遇到了很多徐福声大哥这样,被迫离开废品回收行业的人。到2016年8月,我跟踪调研北京废品回收的时候,因为市场拆迁等原因,一半以上在北京市蹬三轮车回收的人已经陆续离开废品回收行业。而每拆迁一个废品回收市场,会有20%左右的回收人不再从事废品回收。

河南固始县,这个为北京废品回收贡献20万劳动力的乡村是什么样?

村里很多锁着门的房子,据刘叔叔说,大概一半的房子有人住,几乎都是老人家。

离开废品回收的人们都去了哪里?也许目前来看,时间还太早 ,因为大家还在观望是否可以继续留在北京做废品回收。不过经过前几年的废品回收空间的挤压,已经有很多人被迫离开。他们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年龄,之前的人脉和积累等因素,选择不同的去向。有些继续留在北京,转到其它服务行业。有的去了其他城市,寻找废品回收或者其它小生意的机会,当然也有少部分回到了家乡固始县。据刘叔叔讲,有少数人会从北京回到村里,选择在村里种植果蔬,或者养鱼虾等,不是简单的种植经济作物。

县城相遇

在固始县城,我们遇到一些返乡的固始人。“在北京呆不下去了”,是很多50岁左右回乡人的写照,他们处在非常“尴尬”的年纪。北京大拆迁过程中,他们没了回收的空间,转行没有经历和资本。如果遇到需要照看孩子,他们就义无反顾的回到固始,帮着儿女照看孙子、孙女。

范大姐就是这样的处境,她在北京从事废品回收20多年,开始蹬三轮车收,后来孩子大了后,加入父母,他们一起转到回收废旧家电。2017年北京大拆时,他们的回收市场被拆迁,找不到新的地方后,儿子、儿媳转行做其他服务行业。她则回到固始县城带孩子上学。

认识小叶是在2016年的夏天,他在北京从事废旧家电回收近15年。父母在他到北京的第二年,也到北京帮忙。虽然回收二手洗衣机的工作又脏又累,但当时一家人都在北京可以维持生存。4年前,小叶的孩子需要上小学了,小叶父母不得不回到固始县陪读。在固始县城陪读时,小叶的父亲租了一个小店面,一年租金5000多点。也干起了老本行,专门回收、维修二手洗衣机。但县城的二手家电生意远远不如北京,一个月最多的时候只能卖出1000多块。除去房租,可以挣一点生活费,补贴家用。

河南固始县,这个为北京废品回收贡献20万劳动力的乡村是什么样?

小叶父亲在县城的二手家电商店。

在县城,小叶的父母和范大姐再次相遇。尽管不是来自同一个村庄,也不是亲戚,但在北京时,同在一个二手家电回收市场多年。从洼里(现在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一带),到陈营,到贺村,再到歇甲村,以及2017年搬了3次家的经历,让范大姐一家找不到新的回收地点。于是回到县城,范家和叶家在县城再次相遇,成为邻居。一起照顾孩子的孩子们上学,彼此也会互相照应。

叶叔叔说2017年从北京从事废品回收的人,回固始的特别多,他们知道的就有1000多人。在固始县城居住的区域,叶叔叔非常清楚周边哪些邻居,因为北京呆不下去了,回到固始的。很多人都在等待,是否还有回北京继续从事废品回收的机会。也有一些人开始寻找在县城的发展机会,但都摇头,因为固始县周边没有任何产业,很难找到就业机会。

他们的后代如何进京

为何很多60岁左右的废品回收人从北京回来后,不是回到村里种地,而是在县城,最大的原因,就是陪读。过去近9年里,和所有从事废品回收的人交谈时,他们都提到,自己回收废品的收入几乎都投在了孩子的教育上。因为人口众多,1980年代后外出的固始人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们继续重复他们的老路,回收废品挣得钱都毫不吝惜的供孩子读书。

1990年代后,不到20岁就在北京从事废品回收的下一代,大多在北京出生,比如徐福声大哥的三个孩子都在北京出生。但因为户口问题,孩子们不能在北京读书。每到读书的年龄,孩子们都会被送回固始老家接受教育。为了让孩子们得到更好的教育,2000年左右,从北京回到固始县的孩子们,越来越多被送到固始县城的学校读书。一个原因是1990年代后期,乡村优质教师资源流失,让很多家长都不想让孩子继续在村里接受教育。所以,固始县的私立学校发展迅猛增长,仅是私立高中,过去就发展了两所,在校生都是近万人。在县城陪读或者寄宿,或者购房满足可以去公立小学读书,孩子们的教育花销不断增加。

教育的高度投入,使得绝大部分孩子都可以去读高中,升入高中后,70%左右的学生考入各种大学。还有很多孩子努力读书,考上了北京的大学。在固始县最好的高中,固始慈济高中,每年都有考上北大、清华的孩子们。徐福声大哥最小的孩子,2012年东小口废品回收市场拆迁的夏天,考上了北京林业大学。孩子们毕业后,有了更加多元化的就业机会和选择,没有人再从事废品回收。即使剩下30%没有考上大学的孩子们,不读书后也和父母在北京团聚。但凡有其他选择,比如开滴滴,他们都不再和父母做回收,因为又脏又累。

在北京从事废品回收,挥洒汗水的父母们,为孩子们挣得了可以获得更好教育的机会,从而改变着下一代的生活轨迹。

多年后,乡村是回归处吗?

刘叔叔在照看所有5个孙子和孙女在县城都读完小学后,和老伴重新回到村里种地。他说,住在村里的所有花销都少。加上2017年对口扶贫的单位,打通了村里到洪埠乡的公路,他们外出更加方便。而徐福声大哥也多次表示,等干不动了,要尽快回到固始老家养老。

从不到20岁就到北京从事废品回收的徐大哥们,整个一生都贡献给了北京的废品回收。“退休”后回到家乡的生活会和他们父母一样种地,找到自己的位置吗?也许10年后,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归宿。

改革开放后,固始县南部几个乡镇的人大部分到南方打工,北部一些乡镇的人到北京寻找工作机会。蒋集镇、洪埠乡、李店乡和丰港乡的人比较多在北京从事废品回收,为北京的资源回收贡献了近20多万劳动力。

废品回收是劳动密集型的技术活,最早一批到北京从事废品回收的固始人有的已经60多岁,很多50多岁的人,也在慢慢退出回收行业。他们后代中,30岁到50岁之间的人,面对北京废品回收空间的压缩,不断寻找其它出路。而20岁到30岁之间,以及20岁以下的一代人,因为嫌弃废品回收又脏又累,以及考入大学后就业的多元化,不再走进回收行业。如果说1980年代从固始县走出的这一代人,可以高效的回收北京的一切可回收物,使得30%左右的再生资源可以再利用,避免成为垃圾。那么这一代人一旦从北京的废品回收行业退下来,他们的孩子们从事废品回收的几率不到30%的话,北京废品回收所需要的劳动力将从哪里来?北京生活垃圾中,有近30%的可回收物。我们要有未雨绸缪的危机意识,如何改变目前打击在北京从事废品回收的空间,改为鼓励和支持现有拾荒体系发展的政策,解决目前固始县和其他从事废品回收人所面临的困境。让已经在这个领域耕耘了30多年,有着丰富的资源回收经验的群体继续发挥他们的优势,为垃圾分类减量继续做贡献。这才是我们实现垃圾分类管理,建设循环经济社会的基础。

2018年3月,我们发起“垃圾分类和资源再生之旅”,以调研北京废品回收现状为起点,到废旧塑料等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中心,到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的垃圾分类现状,广东等地再生资源利用中心等为主线。将一路分享调研所得所得,让更多人了解垃圾分类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在地的实施现状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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